公視第八屆董監事人事審查爭議持續延燒，銘傳大學廣電系主任杜聖聰與其他七位審查委員，昨（27）日以公開信要求文化部延後第二次審查會議，憂心文化部在提名程序上未落實跨黨派協商與多元意見徵詢，恐嚴重影響公共媒體的獨立性與公信力，並呼籲應補足程序正義，避免重蹈過往的覆轍。
公視董監事提名爭議：審委杜聖聰揭示「程序正義」核心
根據審查委員杜聖聰的觀察，公視董監事人事審查的核心問題在於程序正義的實踐。杜聖聰與其他七位審查委員於昨（27）日聯名公開呼籲文化部，應延後召開第二次審查會議，以重新檢視提名流程。據他透過臉書發文指出，文化部在本次提名程序上，並未充分落實跨黨派協商與多元意見徵詢，此一疏漏已引發各界關注。
杜聖聰對此現象解讀，認為這「不僅是程序疏漏，更是對審議民主的輕忽」。他強調，「三分之二門檻只是結果，事前廣泛溝通才是關鍵。」這段話點出，公視董事與監察人須經審查委員會三分之二以上同意的門檻，其目的在於促成跨黨派共識，而非僅是投票的數字結果。若缺乏事前協商，即便達到門檻，其正當性亦將受挑戰。
此項程序爭議對公共媒體的影響深遠，杜聖聰擔憂，若未能補足程序正義，恐嚴重影響公共電視的獨立性與公信力。他進一步指出，公共電視屬於全民，不應淪為政府附屬機構，這項基本原則在台灣卻反覆引發爭議，凸顯了現行提名機制在實踐上仍有待改進之處。
國際經驗借鑑：多元參與確保公共媒體獨立性
放眼國際，許多民主國家在公共媒體治理上，均有明確且多元的提名機制，以確保其獨立性。根據杜聖聰委員的分析，法國、英國與德國在公共媒體治理上，普遍透過多元提名、權力分散及公開遴選機制，以確保製播獨立與內容公正，避免政治力過度干預。這些案例顯示，無論制度設計如何差異，其核心精神皆在於讓不同立場與社會力量參與決策，以達到平衡。
反觀台灣，依據《公共電視法》第13條規定，公視董事與監察人須經審查委員會三分之二以上同意，其立法目的即在促成跨黨派共識。然而，杜聖聰指出，去年底首次審查會議時，提名名單即未經充分協商，雖有少數人選勉強過關，但包括主席吳永乾教授在內的多位委員當場明確表示「下次請先徵詢多元意見再提名」。然而，據杜聖聰觀察，文化部雖當時聽聞此建議，第二波名單仍由內部圈定，未與在野黨及相關方溝通，甚至連基本告知都付之闕如。
杜聖聰認為，協商並非政治妥協，而是制度運作的必要程序。若此程序無法落實，將導致公視在社會信任度上產生裂痕，進而影響其作為公共媒體的公信力與獨立性。他強調，協商與否與執政強弱無關，而是制度正常運作的必要環節。
NCC與中選會案例對比：協商成果天壤之別
為佐證協商程序的重要性，杜聖聰舉出近期兩個對比鮮明的案例。據他分析，去年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NCC）委員補提案，因行政部門未事先協商，最終遭立法院全數否決，導致機構長期停擺，對國家通訊傳播業務造成衝擊。這是一個因程序缺失而導致機構運作受阻的典型案例。
然而，另一項案例則呈現了截然不同的結果。據杜聖聰指出，同一時期中央選舉委員會（中選會）的人事案，因行政部門主動與在野黨溝通並納入推薦人選，最終順利通過立法院審查。這兩起事件形成強烈對比，杜聖聰直言：
「同一時期、同一政府，兩種做法、兩種結果，教訓極為清楚。輪到公視，為何又要重蹈NCC覆轍。」
這項對比清晰揭示了協商在關鍵人事案中的決定性作用。杜聖聰也駁斥了「朝野對立嚴重，協商也無濟於事」的說法，他強調歷屆執政黨無論國會席次多寡，在提名公視董事、監察人時，均有事先溝通協商的慣例，從未出現硬闖過關的情形。這證明協商是確保制度順暢運作的基石，而非權宜之計。
數據背後的啟示：公視治理需納入「金絲雀」
綜合上述觀察與案例分析，杜聖聰對於公視董監事提名案提出深刻啟示。他批評文化部有時給人一種印象，認為名單「專業優秀」即可通過審查，但他認為此種心態正是問題根源，因為審議民主的核心不在提名者自認條件優越，而在於程序是否公開透明、是否包容多元意見；若程序缺失，再優秀的名單也難獲信任。
杜聖聰引用美國開國元勳麥迪遜的名言：「如果人人都是天使，就不需要政府；如果是天使來統治人，政府既不需要外部控制，也不需要內部控制。」他認為，人非天使，文化部同樣不是；公視治理，不能僅憑執政者一廂情願的善意。他主張，公視董事會應納入在野黨可接受的人選，如同礦坑中的「金絲雀」，在制度出現偏差時能及早示警，才能讓各方安心，也維繫公共媒體的公信力。
杜聖聰與其他多名審查委員聯名呼籲文化部應延後審查會議，先完成跨黨派諮商，再進行後續審查。他強調：
「程序正義，不是空洞口號，而是公視在政治風浪中站穩腳跟的唯一基礎。」
此舉並非旨在杯葛，更非為特定政黨發聲，其根本目的只有兩個：讓公視董事會盡速組成，並讓公共電視早日回歸正常軌道，以確保其作為全民資產的獨立與公正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