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件總覽：香港政府於2024年3月23日正式實施《香港國安法》第43條修訂細則，賦予執法部門要求「指明人士」提供電子設備解密方法的權力，此舉立即在香港與國際社會引發對個人私隱權保障的廣泛擔憂。
📅 2024年3月：國安法細則生效，電子設備解鎖成焦點
話說回來，香港當局在2024年3月23日，正式公告並同步實施了《香港國安法》第43條的修訂細則。這項新規定，讓警務人員有權要求任何被鎖定為「指明人士」者，提供其電子設備，像是手機或電腦的密碼，或是任何解密的方法。若拒絕配合，或者提供虛假、具誤導性的資料，都將構成犯罪。根據新細則，拒絕提供密碼者，最高可處新臺幣約40萬元罰款及一年監禁；而提供不實資料者，罰款更高達新臺幣約200萬元，並可能面臨三年監禁。
有趣的是，這項「強制解鎖」的條文，將「指明人士」的定義擴展到一個相當寬泛的範圍。它不僅限於被合理懷疑涉嫌危害國家安全罪行而正在受調查的人，還包括了擁有、管有、獲授權接達、正在使用或曾經使用該設備，以及知悉相關密碼或解密方法的任何人。這意味著，即使本身與案件無關的人，也有可能因其與設備的關聯而被牽涉其中。此外，這次修訂也擴大了海關的執法權力，允許他們在合理懷疑下，於關口等「指明地方」檢取具煽動意圖的物品，並在保安局局長批准下，警方更可要求網路服務商移除或禁制危害國家安全的電子訊息。這些變革，無需經過立法會審議，直接由行政長官李家超及香港「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制定。
📅 立法會交鋒：政府澄清與民間疑慮並存
新細則公佈後，各界擔憂聲浪不斷，其中最核心的莫過於對私隱權的嚴重侵犯。香港人權資訊中心便發聲明指出，新條文變相強迫被調查人自證其罪，憑藉密碼取得的電子材料可被用於檢控，這嚴重侵犯了私隱權與程序公正。不過，香港政府強調，這些修訂符合《基本法》及《香港國安法》中保障人權的規定，且不會影響一般市民的日常生活和合法權益。
在修訂公佈的翌日，政府官員便前往立法會進行說明。香港保安局局長鄧炳強在會上批評，外界「警方可隨意在街上要求市民解鎖電話密碼」的說法是「錯的、是嚇人、誤導人」。他解釋，警方必須基於國家安全理由，並向法庭申請手令，經批准後才能搜查相關電子設備。然而，署理律政司司長張國鈞隨後補充，在極端或例外情況下，例如危害國家安全罪行即將發生，且沒有合理時間申請手令時，執法人員仍可無需手令行使相關權力。條文甚至明訂，職級不低於警務處助理處長的警務人員，在某些合理懷疑或難以取得手令的情況下，可無手令行使權力。至於若嫌疑人聲稱忘記密碼，鄧炳強則表示需視情況判斷，例如三天前曾開鎖五次，就難以辯解。
📅 歷史回顧：從「岑永根案」看執法界線的演變
其實，警方能否查看被捕人士手機內容，一直都是香港社會關注的議題。回溯至2014年，「民間人權陣線」成員岑永根等人因被捕後手機遭檢視而提出司法覆核，並在2017年獲判勝訴，當時法庭裁定警方查看手機內容違憲。隨後，警方提出上訴，法庭在2020年改判警方上訴得直，允許在無法取得手令但需即時搜查以保留證據的合理基礎下，可無手令查閱被捕人士手機內容。但當時法庭重申，警方無權強迫被捕人士交出手機密碼，拒絕提供也不構成「阻差辦公」。
法律評論員黃啟暘分析，過去「岑永根案」的裁決是在《香港國安法》實施前的法律框架下，主要適用於一般刑事罪行調查。然而，現行的《香港國安法》實施細則專為國安相關罪行設計，兩者之間關係不大。他提到，香港廉政公署（ICAC）及證監會等機構，在各自法例下也曾有要求被調查人士提供解鎖密碼的案例，因此這次賦予警方的權力，似乎是為了在國安罪行範圍內與這些機構的權力看齊，以適應現代科技發展帶來的執法挑戰。
📅 國際借鑑與香港特色：權力行使的差異探討
香港政府強調，這次修訂並非「香港獨有」，並舉例英國、澳洲、紐西蘭、愛爾蘭及新加坡等普通法國家也有類似法例。根據香港政府提交給立法會的文件，英國《2000年調查權力規管法》允許執法人員在國家安全等理由下，要求披露加密資訊，拒絕者可判監禁2至5年。澳洲《1914年犯罪法》及新加坡《2010年刑事訴訟法》也有類似規定。
不過，美國喬治城大學亞洲法律中心高級研究員黎恩灝提醒，即使有法庭手令，在國安法體制下，指定法官的獨立司法把關與監督仍可能不足。他更指出，新細則中「指明人士」的廣泛定義，可能導致與調查無關的家庭成員、公司員工或管理層，因共享電子設備或知悉密碼而被迫配合調查，這無疑擴大了潛在受影響的範圍，讓無辜者也可能捲入其中。法律評論員黃啟暘也觀察到，相較於英國法例，香港新細則在警務人員行使權力方面顯得更為寬鬆。他舉例，在英國，除了搜查令，執法人員若要索取密碼，還需要另外向法庭申請專門的手令並經司法審查，門檻明顯較高，且會考量公眾利益權衡，例如對新聞工作者消息來源的影響。這讓人不禁思考，「是否代表別人有（法例），就代表內裡程序的保障都一樣有呢？似乎就未必。」
此外，對於媒體界關注的記者消息來源保護問題，保安局局長鄧炳強明確表示，任何人不論職業都必須守法，並無特別豁免。行政會議成員湯家驊也指出，普通法下除了律師與客戶的法律問題資料受保護外，所有專業關係下的資料皆不受法律保護，這在所有普通法國家原則一致。
至今影響與未來展望
「香港國安法」新細則的生效，無疑為香港的執法環境劃下新的里程碑，特別是針對電子設備的「強制解鎖」權力。這項變革在政府看來是應對現代犯罪模式、維護國家安全的必要手段，但從民間社會與法律學者的角度，卻是對個人私隱權與公民自由的進一步壓縮。儘管當局一再強調不會影響一般市民，但「指明人士」的廣泛定義、無需手令的例外情況，以及與其他普通法國家相比可能較低的司法門檻，都讓外界對權力濫用的潛在風險感到憂心。未來，如何在維護國家安全與保障公民基本權利之間取得平衡，將是香港社會必須持續面對的嚴峻考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