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徵信社」三個字在台灣社會長期背負著刻板印象，抓姦、跟蹤、黑衣人或遊走法律邊緣，幾乎成了這個行業的代名詞。但從事相關產業近20年的台灣偵探職業總會理事長謝智博接受《三立新聞網》專訪時坦言，真正讓他入行後大感意外的，是「恐怖情人」案件，「數量多到超出我的想像。」從婚姻外遇調查、詐騙、家暴蒐證到商業調查，現代徵信業接觸的範圍早已不只是抓姦，甚至還能憑藉幾張泛黃老照片，遠赴泰國找回失散半世紀的故人。然而，當調查手段可能碰觸個資與隱私紅線時，偵探產業的合法界線究竟該畫在哪裡？謝智博直言，部分調查方式「明顯一定是違法的」，與其讓產業繼續遊走模糊地帶，他呼籲應正視「偵探專法」的必要性，從產業分類、專業訓練到證照制度建立明確規範。
「恐怖情人」數量遠超想像：徵信社接案早已不限抓姦
說到徵信社，多數人腦中浮現的畫面，大概不出跟監車輛、偷拍器材、或是電影裡私家偵探躲在暗處按下快門的場景。謝智博坦言，創業至今接獲最多的委託案件仍以婚姻、外遇調查為主，這個答案並不令人意外。但真正讓他嚇一跳的，是「恐怖情人」相關案件的數量。
謝智博舉例，過去曾接觸一名女子，根據其說法，分手後持續遭前男友以簡訊恐嚇，甚至有人假冒女子名義在網路上散布帶有性暗示的訊息，沒想到真的有陌生男子信以為真，跑到女子工作的店內對她做出騷擾行為；此外，還出現惡意訂購外送或商品，再要求女子付款等情形。這些看似零碎的騷擾，當它日復一日發生，對當事人而言，卻可能成為不知道什麼時候才會結束的精神折磨。「恐怖情人」不能只用一句「分手就好了」理解，每個案件背後的威脅程度、掌握資訊與雙方關係都不一樣，需要的處理方式自然也不同。
除了感情糾紛，近年詐騙案件同樣逐漸進入民間調查產業，包括假交友、投資詐騙等，都有人上門求助。這也意味著今日的徵信業，早已不是外界印象中只有「抓姦」兩個字可以概括。
編輯觀點
從產業面來看，「恐怖情人」案件暴增反映的不只是感情問題惡化，更凸顯台灣社會在跟蹤騷擾防制、數位性暴力等領域的法制與實務之間存在巨大落差。2022年《跟蹤騷擾防制法》上路後，實務上仍有許多被害人不知道如何舉證、如何尋求協助。徵信社在這類案件中扮演的往往是「蒐證」角色，但這也意味著當事人寧可花錢找民間業者，也不見得信任現有保護令或報警流程。說穿了，這是一個警政資源與司法保護傘還沒真正撐開的破口，也難怪民間業者有機可趁。
一張老照片、一句「要不要去中山會館」：跨國尋人背後的重量
在形形色色的委託裡，謝智博說自己最喜歡的其實不是抓姦，而是「尋人」。說起尋人，他的語氣明顯多了幾分興奮，不過他也特別強調，債務型尋人通常會盡可能排除，真正讓他著迷的，是那些因為戰亂、時代、家庭變故或各種人生際遇而失散多年的人。因為有時候找到一個人，找回來的不只是一個名字或地址，而是一段被時間中斷了幾十年的人生。
其中一趟遠赴泰國的尋人之旅，謝智博至今記得相當清楚。2009年，一名曾任情報工作的張姓老先生找上門，希望他協助尋找昔日同袍吳純斌留在泰國的家人。按照張姓老先生當時的說法，吳純斌過去曾執行情報任務，出發前曾將家人安置在泰國曼谷附近，並請好友若自己沒有回來，務必幫忙照顧他們；後來吳純斌未能返台，這份承諾也成了老人家掛念數十年的心事。
但幾十年過去，能留下來的線索少得可憐。謝智博說自己拿到的只有幾個疑似地址的中文字、幾張2吋黑白照片，以及幾個家人的名字。他接下委託後循著有限的線索飛往泰國，推敲地點可能位在曼谷北方的素攀府，於是一個市場、一個市場地找，「我把那邊每一個市場都走遍了」，結果仍一無所獲。當時的謝智博經濟並不寬裕，老人家能提供的費用也有限，他回憶為了省錢，晚上甚至不敢住旅館，只能睡網咖，衣服洗完擰乾，靠著泰國乾熱的天氣晾乾繼續穿。
有一天找人找得口乾舌燥，身上剩下的錢又不敢亂花，他看到街邊一家掛著中文招牌的金飾店，只好硬著頭皮走進去討杯水喝。店家聽出他的口音，得知他從台灣來泰國尋人後，不只再倒了一杯水給他，還隨口提醒：「要不要去中山會館問問看。」就是這一句話，讓原本幾乎斷掉的線索重新接了起來。
謝智博循著店家指引，沿著石頭路走了約五、六分鐘，遠遠就看到一面醒目的青天白日滿地紅旗幟。他走進會館，先向幾名正在泡茶聊天的男子說明來意，語言不完全相通，就靠著比手畫腳、寫字溝通。後來有人帶著他沿旋轉樓梯走上塔樓，樓上坐著幾名正在打牌的老人家。當他再次說出尋找的名字，其中一名老人家聽見「吳松勳」三個字時，突然有了反應。「我其實都快跪下來了，因為我已經尋找了一個多月，我找不到。」謝智博回憶，老人家隨即翻找電話簿、請人打電話聯絡，大約半個小時後，外頭傳來一陣老舊腳踏車鐵鏈轉動的聲音，一名老人騎著腳踏車緩緩抵達，走進來後告訴他：「我就是吳松勳。」
謝智博後來跟著吳松勳回家，得知部分家人早已離世，但對方交給了他一張吳純斌年輕時的2吋黑白照片。照片裡的男子留著平頭，年紀約25歲上下，和當時的謝智博差不多大。那是一張在吳純斌出任務前寄往泰國、歷經數十年仍被保存下來的照片，謝智博拿到後不敢放進行李，而是一路貼身收在胸前帶回台灣。
回到桃園那天，謝智博記得外頭雷雨交加，原本一路省吃儉用的他顧不得再省錢，直接從機場搭計程車趕往張姓老先生位在桃園的住處。鐵捲門拉起後，兩人在餐桌旁坐下，他慎重地把那張黑白照片交到老人家手裡。老人沒有馬上說話，只是盯著照片看了很久，謝智博也不知道究竟過了3分鐘還是5分鐘，直到最後，老人家才緩緩說出一句：「這張照片很重要。」
編輯觀點
換個角度想，這個故事之所以動人，正是因為它展現了徵信工作最不被看見的一面。在抓姦、跟監這些充滿爭議的業務之外，尋人案件其實承載了許多人對「答案」的渴望。謝智博說「這些尋人的案件，一個又一個的故事，豐富了我的生命」，這句話背後藏著一個現實：台灣的徵信社長期被污名化，但當社會安全網出現漏洞、當司法程序緩不濟急，民間偵探往往成為求助者最後的浮木。問題是，我們要繼續讓這個行業在灰色地帶裡游走，還是該認真思考如何用制度讓它真正「見光」？
合法與違法之間：謝智博坦承「部分調查明顯違法」，呼籲建立偵探專法
徵信業可以幫忙尋回失散數十年的人，另一面卻也可能因為「查得太深」，直接碰觸一個人的隱私與法律底線。台灣目前並沒有一部專門規範民間偵探的法律，徵信從業人員在實務調查中，可能碰觸個人資料、隱私、妨害秘密等法律問題。面對記者直接詢問實際執行案件時如何確保所有蒐證方式合法，謝智博的回答相當坦白：「我們的目標從來不是合法性。」他進一步解釋，合法與否當然會納入考量，但以實務工作而言，他會優先思考委託人的權益與案件目的；他也坦言，部分業界可能採取的秘密攝影、追蹤設備等調查方式，本身就可能存在明確法律問題，「這明顯一定是違法的。」
這番話直接點出台灣徵信產業長久以來最具爭議的一面：即使目的是尋找真相、保護委託人或協助家屬，「目的正當」是否就能合理化違法蒐證。謝智博也坦言，從業過程確實可能面臨法律風險，尤其隨著個資、隱私與科技發展，相關法律見解不斷變化，從業人員更不能只知道「怎麼查」，還得知道司法實務的界線正在往哪裡移動。
這也是他現在積極推動「偵探產業制度化」的重要原因。謝智博認為，現行「工商徵信」的產業分類早已無法完整涵蓋今日民間調查工作的樣貌，因此他希望第一步先讓產業有更明確的定位，有了清楚的商業分類後，才能進一步建立職業組織；第二步則是專業訓練與證照制度。他以部分海外國家為例，認為民間調查人員應該建立一定的資格與管理門檻，而不是任何人只要掛上「徵信」招牌，就能進入這個可能高度碰觸他人隱私的行業。
「你今天要當醫師，要念醫學院、受訓；律師要考國考、實習，但徵信這個行業沒有。」謝智博說，目前從業者背景五花八門，有退休警察，也有人過去從商、做會計或從事完全不同的職業，他並不認為偵探一定得是警察出身，甚至有時候更願意從一張「白紙」開始培養；真正重要的，是能不能持續學習法律、心理、人性、溝通與風險判斷。
而第三步，也是謝智博認為最終必須面對的，就是台灣是否需要一部真正的「偵探專法」。「當舖有當舖業法、律師有律師法、地政士有地政士法，但偵探這個行業一直存在，卻沒有被規範。」他認為，與其假裝民間調查產業不存在，不如正視它、把規則訂清楚，包括什麼人可以從事、哪些事情能調查、哪些手段絕對禁止，以及委託人與被調查者的權益如何保障，都應該有明確界線。
謝智博甚至期待，若有一天制度真正成熟，民間偵探或許能在尋人、民事調查、安保等部分領域，成為公部門之外的另一種協助力量。但他也不諱言，若談到真正的大型刑案，現階段台灣民間徵信業的能力仍遠遠不足。即使有從業人員自行接觸相關鑑識知識，也無法取代警方完整且系統性的刑事偵查訓練，若說民間偵探可以獨立偵辦重大刑案，他直言：「我相信國內沒有任何一個徵信業者有這個量能。」
編輯觀點
謝智博的坦白其實戳破了這個行業長年以來的尷尬處境。一方面，徵信社確實提供了某些公權力無法即時介入的調查服務；另一方面，這些服務的取得方式卻經常踩在法律紅線上。台灣社會對隱私權的意識不斷提高，但對「真相」的渴望同樣強烈，這兩者之間的拉鋸，不該只讓偵探自己承擔。話說回來，如果連業者都承認某些手段「明顯違法」，那立法者還能繼續裝作這個行業不存在嗎？從產業面來看，一部專法或許不能解決所有問題，但至少能讓從業者與委託人之間有更清楚的權利義務界線，也讓違法手段不再只是「行規」而可以被具體檢視。
展望與影響：從「徵信社」到「偵探」的漫漫長路
從外遇、恐怖情人，到一張從泰國帶回、等待了數十年才重新回到故人手中的黑白照片，近20年的徵信工作讓謝智博看見的，其實不只是人們想藏起來的秘密，也包括許多想盡辦法都希望得到一個答案的人。但也正因這個行業有能力走進別人的婚姻、行蹤、過去甚至隱私，制度與界線才更加重要。
謝智博近年積極推動台灣偵探產業與海外接軌，除了加入世界偵探協會（W.A.D.），也與韓國偵探協會簽署合作備忘錄（MOU），希望透過跨國交流、資源與經驗共享，建立海外案件的合作網絡。他表示，隨著跨國婚姻、尋人、商務調查等需求增加，許多案件早已不是單靠台灣一地就能完成，也因此更需要可信任的海外夥伴彼此協作。
從「徵信社」走向「偵探」，真正需要改變的或許從來不只是名稱。謝智博說，他希望有一天，這個產業能透過制度與法律逐步走向「正當化、正常化、正向化」。但在那一天真正到來以前，民間偵探究竟可以查多深、做到哪裡。當一個人「尋找真相」的權利，碰上另一個人不願被窺探的隱私時，那條線又該畫在哪裡。這恐怕也是台灣如果真的要迎接「偵探產業」，最終不能只留給偵探自己回答的問題。
【行動呼籲】這篇文章不是要你從此對徵信社改觀，而是要你思考一個更根本的問題：當你或你身邊的人有一天需要「被找到」或「找到某個人」時，你希望這個產業是有規範的，還是繼續在灰色地帶裡自生自滅？謝智博的故事告訴我們，徵信工作可以很有溫度，但那不該建立在法律模糊地帶的風險之上。如果你認同這個產業需要被正視、被管理，不妨從關心「偵探專法」的立法進度開始——因為最終，這部法律保護的不只是業者，更是每一個可能成為委託人、甚至被調查者的你。
本文改寫整理自公開新聞來源，原始報導由Yahoo奇摩新聞發布。
常見問題 FAQ
台灣徵信社最常處理的案件類型是什麼？
目前仍以婚姻、外遇調查為最大宗，但「恐怖情人」相關案件數量近年大幅增加，此外詐騙、尋人、家暴蒐證、商業調查等也越來越常見。
徵信社的調查手段一定合法嗎？
不一定。業者謝智博坦言，部分調查方式如秘密攝影、追蹤設備等「明顯一定是違法的」，目前台灣也缺乏專門規範民間偵探的專法。
什麼是「偵探專法」？為什麼需要它？
「偵探專法」是一部專門規範民間偵探行業的法律，目的是建立產業分類、專業訓練、證照制度與明確的執業界線，讓什麼可以查、什麼不能查有更清楚的規範。
民間偵探可以協助偵辦重大刑案嗎？
謝智博直言：「我相信國內沒有任何一個徵信業者有這個量能。」民間業者在鑑識與刑事偵查訓練上遠不及警方，現階段無法獨立處理大型刑案。
遇到恐怖情人可以找徵信社幫忙嗎？
可以，但建議同時尋求警方協助或申請保護令。徵信社能協助蒐證，但調查手段可能涉及法律風險，委託前應先確認自身權益與業者執行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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