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重量級社會學家與哲學家哈伯瑪斯（Jürgen Habermas）於2026年3月14日辭世，享耆壽96歲。這位被譽為當代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一生致力於探討社會科學方法論、建構宏觀社會理論，並透過「溝通行動理論」與「公共領域」概念，對現代民主理論與社會批判產生了無可取代的深遠影響，其學術聲望與對時事議題的積極參與，使他成為戰後德國民主文化的關鍵象徵。
德國哲人哈伯瑪斯辭世：學術與時事論戰的一生
哈伯瑪斯教授的學術生涯以其對論戰的投入而聞名，他曾自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其中，1964年在海德堡舉行的德國社會學年會上，他代表法蘭克福學派，為阿多諾辯護，與以波普為首的批判理性主義學派，就社會科學是否應採取「價值中立」的方法邏輯展開激辯。這場以《馬克斯．韋伯與當代社會學》為主題的年會，因韋伯提倡的「價值自由」（Wertfreiheit）意外成為焦點，事後被命名為「實證主義論戰」（Der Positivismusstreit），此役奠定了哈伯瑪斯作為法蘭克福學派第二代接班人的地位。
此外，哈伯瑪斯與德國「系統理論」（Systemtheorie）掌門人盧曼之間，也曾展開一場長達數十年的「社會理論論戰」。這場辯論涵蓋面向廣泛，從兩人對社會「本質／本體」的觀點、社會學基本概念（溝通／意義／行動）的定義、研究方法的典範（功能分析／價值批判／規範重建），到社會演化的解釋（變異與選擇／溝通共識），幾乎完全南轅北轍。然而，兩位學者都努力建構出宏觀的巨型社會學理論，堪稱二戰後重要的知識貢獻，影響相當深遠。
溝通行動理論與雙軌民主的建構
哈伯瑪斯在參與社會科學邏輯與社會理論辯論的過程中，逐步修正了原先帶有較強烈意識形態批判色彩的方法論立場，不斷納入如「普遍語用學」的觀點，並將其與「商談／對話倫理學」相結合。最終，他在1981年出版了兩大冊的《溝通行動理論》，重新樹立了帶有規範性意涵的「程序正義」論述。這套理論強調在「理想言說情境」下，所有「公共領域」參與者都應遵循「真理性、真誠性、正當性與可理解性」等「有效性宣稱」，透過平等、不被扭曲的溝通來形成共識，被視為他為矯正現代資本主義「病態發展」所提出的「藥方」。
「公共領域」概念的發展對哈伯瑪斯至關重要。他在1961年以《Strukturwandel der Öffentlichkeit》（公共論域的結構轉變）完成大學任教資格論文，並於1962年出版。此書的英譯本《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 An Inquiry into a Category of Bourgeois Society》雖晚了原著近30年於1989年出版，卻恰逢蘇聯東歐劇變，使「公共領域」一躍成為當代民主理論的核心概念，並與北歐國家發展出的「審議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結合。這也成為他在1992年出版《Faktizität und Geltung》（事實與效力）中提出「雙軌民主」的基礎。
哈伯瑪斯精心建構的「雙軌民主」主張，民主的第一軌由非制度化的公共領域與公民社會（Informal Public Sphere）構成，在開放的溝通空間中，包括媒體、街頭抗爭與民間組織共同發現問題、議題聚焦，並在自由論辯中形成「公共輿論」；第二軌則是制度化的審議與決策程序（Institutionalized Deliberative Politics），亦即在國會、司法機構、行政機關等正式政治系統中，將第一軌形成的輿論，經由合法程序轉化為具約束力的法律與政策。他認為，健康的民主必須確保公民意見能有效傳導並影響決策，這同時意味著一種「程序性法權哲學的新典範，欲使政治自主性、道德規範的正當性與自由社會的現代性得以在全球化轉型趨勢中同時被展現出來。」（周明泉）有趣的是，哈伯瑪斯曾回頭檢視其舊作，並於1990年再版序言中，將「資產階級社會」（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全面修正為「公民社會」（Zivilgesellschaft），此一轉向顯示他對政治社會環境變遷的敏銳洞察。
公共知識分子角色與晚年爭議
哈伯瑪斯作為公共知識分子的角色，在1986年發起的「歷史學家論戰」中益形穩固。他當時大力批判部分德國學者試圖重新詮釋納粹歷史，認為這些論述背後的政治意圖是讓德國擺脫納粹歷史的道德負擔，朝向「歷史正常化」（Normalisierung）。哈伯瑪斯堅信此舉危險，將削弱民主的道德基礎。他的觀點獲得主流媒體廣泛傳播，被視為社會良心的代表，使其「公共知識分子」地位更加穩固。這反映在他逝世後，德國政治人物和媒體界皆推崇他是戰後德國民主文化的重要象徵，法國《世界報》更將其置於「歐洲思想史」的脈絡中，認為他的思想象徵了一種跨越民族國家的「歐洲公共理性」傳統。
不過，哈伯瑪斯晚年對時政的評論也引發不少爭議。近年來，他針對俄烏戰爭和以色列發動的加薩地區戰爭皆有發表評論，但對比他在「歷史學家論戰」中的堅定立場，他在評論這些現代衝突時顯得猶豫不決，始終強調「避免戰爭升級」且應該與俄羅斯總統普丁進行溝通。對於巴勒斯坦的人道危機，他也缺少直接的道德譴責，這招致不少批評，甚至有人嘲諷他太不了解烏克蘭，抱持著「西歐中心主義」。
價值多神論下的溝通理性困境
哈伯瑪斯以九十幾歲高齡仍然積極參與公共輿論，其精神值得敬佩。然而，面對當今世界已呈現韋伯形容的「價值多神論」（Wertpolytheismus）境界，哈伯瑪斯醉心的「溝通理性」卻似乎陷入毫無用武之地的窘況。無論他再如何大聲疾呼，對於如齊澤克等「後殖民批判」的學者而言，地緣政治的現實，令「公共領域」的前提條件完全瓦解，所謂的規範共識空間，在全球衝突與政治極端化中根本難以成立。
如果我們將場景拉近到最新的美國和以色列襲擊伊朗事件，建立在普遍主義之上的國際法形同虛設。但人類假若不樂見「強權即真理」的叢林法則成為唯一的支配力量，那麼就如一份另類報紙對於哈伯瑪斯的蓋棺論定見解：終其一生，他展現的是一種「疑慮中的希望」（skeptische Hoffnu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