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3月14日，德國社會學界巨擘哈伯瑪斯（Jürgen Habermas）以96歲高齡辭世，消息一出，旋即引發全球學術界與公共知識分子社群的廣泛迴響。這位被譽為「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的當代哲人，不僅在學術殿堂中以其恢宏的理論建構著稱，更終其一生積極介入時事，以其獨特的「溝通行動理論」為現代社會的病徵開出藥方，深深影響了戰後德國乃至整個歐洲的民主思潮。
哈伯瑪斯：從學術論戰淬鍊出的思想巨擘
回顧哈伯瑪斯璀璨的學術生涯，他的思想光譜始終在激烈的知識交鋒中不斷拓展。早年，他便以法蘭克福學派第二代接班人的姿態，在1964年海德堡的德國社會學年會上，與以波普為首的批判理性主義學派展開了一場關鍵的「實證主義論戰」。這場論戰圍繞著社會科學是否應堅守「價值中立」的方法邏輯展開，哈伯瑪斯為阿多諾辯護的立場，不僅確立了他在學術界的地位，也為他日後強調規範性批判的理論路徑埋下伏筆。
話說回來，他與德國「系統理論」掌門人盧曼之間長達數十年的「社會理論論戰」，更是二戰後知識界的一大盛事。這兩位思想家對於社會的「本質／本體」、基本概念（如溝通、意義、行動）的定義、研究方法典範（功能分析、價值批判、規範重建），乃至於社會演化的解釋（變異與選擇、溝通共識）幾乎是南轅北轍。然而，有趣的是，儘管立場截然不同，兩人卻都努力建構出宏觀的巨型社會學理論，為戰後社會學的發展貢獻了深遠的影響。
溝通行動理論：矯正資本主義病態發展的藥方
在這些論戰的洗禮下，哈伯瑪斯逐漸修正了帶有強烈意識形態批判色彩的早期方法論立場，並在1981年出版了兩大冊的《溝通行動理論》。這部巨著巧妙地整合了「普遍語用學」與「商談／對話倫理學」的觀點，重新樹立了以「程序正義」為核心的規範性論述。他主張，在「理想言說情境」下，所有「公共領域」的參與者都應遵循「真理性、真誠性、正當性與可理解性」等「有效性宣稱」，透過平等、不被扭曲的溝通來形成共識，這正是他為矯正現代資本主義「病態發展」所提出的關鍵藥方。
你可能會想，究竟什麼是「公共領域」？其實這個概念的歷史相當耐人尋味。哈伯瑪斯在1961年完成、1962年出版的《公共論域的結構轉變》一書中，深入探討了這個議題。儘管德文Öffentlichkeit直譯為「輿論」，但在英譯者的創意之下，1989年出版的英譯本《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 An Inquiry into a Category of Bourgeois Society》將其譯為「公共領域」。這本譯著的問世，恰巧趕上蘇聯東歐劇變的時代氛圍，讓「公共領域」一躍成為當代民主理論的核心概念，並與北歐的「審議民主」理論結合，成為他1992年《事實與效力》一書中「雙軌民主」論述的基石。
「雙軌民主」：公民社會與制度化決策的交會
哈伯瑪斯精心建構的「雙軌民主」模式，描繪了一個理想的民主運作圖景。他認為，民主的第一軌是由非制度化的公共領域與公民社會構成，包括媒體、街頭抗爭與民間組織等，在開放的溝通空間中，共同發現問題、聚焦議題，並在自由論辯中形成「公共輿論」。第二軌則是制度化的審議與決策程序，亦即在國會、司法機構、行政機關等正式的政治系統中，將第一軌形成的輿論，經由合法程序轉化為具約束力的法律與政策。他強調，健康的民主運作，必須確保公民意見能有效傳導並影響制度化的決策。正如政治大學社會系退休教授顧忠華所言，這同時意味著一種「程序性法權哲學的新典範，欲使政治自主性、道德規範的正當性與自由社會的現代性得以在全球化轉型趨勢中同時被展現出來。」
有趣的是，哈伯瑪斯對於政治社會環境的變遷感受十分敏銳，有時甚至不惜改變原來的立場。當他發現自己的舊作竟然觸發了全新的風潮時，便回頭檢視原本「低估」現代「公民社會」的論點，並在1990年再版該書的序言中，正式將黑格爾到馬克思慣用的「資產階級社會」（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全面修正為「公民社會」（Zivilgesellschaft），重新翻譯了蘇格蘭啟蒙運動所使用的Civil Society概念，這也展現了他不斷自我反思與修正的知識態度。
公共知識分子的兩難：從歷史論戰到當代衝突
哈伯瑪斯作為「公共知識分子」的角色，在1986年他主動發起的「歷史學家論戰」中益形穩固。當時他大力批判部分德國學者試圖重新詮釋納粹歷史，認為這些論述背後的政治意圖是讓德國擺脫納粹歷史的道德負擔，朝向「歷史正常化」，這在哈伯瑪斯看來，是危險且會削弱民主道德基礎的。他的觀點透過主流媒體廣為傳播，代表了社會良心，也讓他的地位更加穩固。這也解釋了為何在他逝世後，包括政治人物和媒體界都推崇他是戰後德國民主文化的重要象徵，而法國《世界報》甚至將他放在歐洲思想史的脈絡中，認為他的思想象徵了一種跨越民族國家的「歐洲公共理性」傳統。
不過，這位終生倡議溝通的哲人，晚年卻也面臨不少爭議。近年來，哈伯瑪斯針對俄烏戰爭和以色列發動的加薩地區戰爭皆有發表評論。對比他在「歷史學家論戰」中的堅定立場，他對於俄烏衝突似乎顯得猶豫不決，始終強調「避免戰爭升級」並應與俄羅斯總統普丁進行溝通；而面對巴勒斯坦的人道危機時，也缺少直接的道德譴責，這引來不少批評，甚至有人嘲諷他太不了解烏克蘭，抱持著「西歐中心主義」的視角。
「溝通理性」在「價值多神論」時代的困境與希望
哈伯瑪斯以九十幾歲高齡仍然積極參與公共輿論，其精神著實令人敬佩。然而，當今世界已呈現韋伯所形容的「價值多神論」（Wertpolytheismus）境界，哈伯瑪斯醉心的「溝通理性」卻似乎陷入了毫無用武之地的窘況。對於如齊澤克等「後殖民批判」的學者而言，地緣政治的現實，令「公共領域」的前提條件完全瓦解，所謂的規範共識空間，在全球衝突與政治極端化中根本難以成立。
如果我們將場景拉近到最新的美國和以色列襲擊伊朗事件，建立在普遍主義之上的國際法形同虛設，這不禁讓人思考，人類假若不樂見「強權即真理」的叢林法則成為唯一的支配力量，那麼哈伯瑪斯的遺產究竟何在？或許正如一份另類報紙對他的蓋棺論定見解：終其一生，他展現的是一種「疑慮中的希望」（skeptische Hoffnung）。這份希望，或許正是我們在紛亂時代中，最需要緊握的信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