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鍵數字：日本全國從2016年到2025年進行了147次飛彈避難聯合演習，但涵蓋東京都心與主要政令指定都市在內的43個核心自治體裡，有將近七成、足足29個市區，過去將近十年來一次也沒辦過。
📊 數據總覽
這份由《產經新聞》披露的調查，一口氣掀開了日本防災體系的尷尬落差。檢視2016年至2025年間的統計，全國147場演習的數字看似不低，但實際分布卻極度不均。在人口與政治經濟機能高度集中的東京23區與政令指定都市共43個自治體中，多達29個從未實施過任何一場國家與地方聯合的飛彈避難演練，占比高達67.4%。
更值得關注的是，這份「零演習名單」裡，還包含了首相官邸、國會、中央省廳與眾多大型企業總部所在地——東京都千代田區。該區不僅未曾參與過聯合演習，連自主舉辦的紀錄也是零。換句話說，日本政治與經濟的心臟地帶，在飛彈防災整備上，儼然是一片空白。
為什麼越該演習的地方，反而越不演習？
這組數據背後的第一個矛盾，就在於風險高低與演習頻率呈反比。軍事設施與人口稠密的都會區，本來就被日本政府列為遭受攻擊的高風險區域，但實際投入演習的，卻多半是風險認知較低或地方意識較強的中小型城市。
說到底，卡關的關鍵不是技術，而是法源。《國民保護法》雖然明文規定行政機關有義務制定避難計畫、發布警報與避難指示，但「實施演習」這一項，卻被歸類為毫無法律約束力的「努力義務」。沒有罰則、沒有強制力，更沒有編列相應的預算或考核機制。地方首長不辦，不會被糾正；市民不參加，也不會怎樣。當避難演習被定位成「有做算賺到、沒做也沒差」的額外業務時，在繁忙的都市行政體系裡被排到最後一順位，也就不令人意外了。
而千代田區的案例更突顯了另一個盲區：當行政中樞本身毫無演習經驗，中央部會要如何用「中央指導地方」的角度來推動全國防災？講直白一點，連自己都沒有實際跑過警報發布、避難引導、設施開設的流程，卻要地方自治體確實執行，這種由上而下的防災指導，難免顯得底氣不足。
「民間防衛」聽起來很硬，但其實就是每個人都要會的事
報導中點出了一個關鍵概念——「民間防衛」。這個詞聽起來很有軍事味，但其實指的就是在自衛隊進行軍事處置之外，以一般市民與地方政府為主體的非軍事應變架構。畢竟飛彈來襲時，自衛隊忙的是攔截與反制，真正在第一時間引導民眾避難、開設避難設施、維持秩序的，終究是地方政府和市民自身。
這也正是前東京都危機管理監、陸上自衛隊北部方面總監退役的田邊揮司良所點出的核心課題。他指出：「演習的目的是提高個人與組織的應變能力，現階段要將其列為義務恐有困難。」這句話說得務實。與其硬推一個難以執行的義務化，不如先思考如何降低參與門檻、提高誘因。
田邊揮司良進一步建議，在都市地區應清楚宣導避難設施位置，並在取得設施方協助的前提下，參考海外案例，導入一次約10分鐘、讓廣大民眾都能參與的實踐性演習。這個提案很值得咀嚼——10分鐘，大概就是等一杯手沖咖啡的時間，若設計得當，確實有可能大幅提高都會區民眾的參與意願。
編輯觀點：從產業面來看，日本這份調查其實給了臺灣非常具體的「避險參考座標」。我們常說「臺灣是全球最可能發生戰爭的地區之一」，但回頭想想，我們自己縣市首長帶頭做過幾次飛彈避難演習？我們的防空避難設施位置，民眾真的清楚嗎？日本花了將近十年、辦了147場演習，才發現核心都市幾乎完全沒進入狀況。如果我們只是把「避難演習」當作每年消防節的表演項目，卻沒有真正納入都市治理的優先項目，那當危機真正來臨時，我們面臨的恐怕不只是資訊混亂，而是整個應變體系的集體失能。建議讀者可以先從查詢自己住家或公司周邊的防空避難設施位置開始，這不是杞人憂天，而是最基本的風險管理。
今年3月才拍板的基本方針，是不是來得太晚？
日本政府其實在2026年3月底，才首度決定了一份「確保避難設施的基本方針」，加速將地下街、地下停車場等現有空間指定為正式避難設施。這個動作本身是正確的，因為在都市地區要新建專用避難設施，土地與成本都是巨大障礙，活用既有地下空間確實是比較務實的解方。
但問題在於，從2016年首次推動聯合演習到2026年3月拍板這份方針，中間整整隔了十年。而這十年間，北韓的飛彈發射頻率與技術能力都沒有停下來過。日本花了十年的時間才走到「開始指定避難設施」這一步，而核心都市的演習經驗卻幾乎掛零——這樣的整備速度，對照日益緊張的安全環境，腳步確實慢了好幾拍。
數據告訴我們什麼？
這份數據真正想說的是：防災整備不能只靠中央的「政策宣示」，更無法依賴沒有罰則的「努力義務」。147次演習的背後，是地方自治體長期以來的「選擇性參與」——有資源、有意願的就辦，沒有的就算了。
而對日本政府來說，若繼續放任核心都市保持「零演習」狀態，等於讓整個民間防衛體系出現最致命的結構性漏洞。田邊揮司良的建議其實指出了兩條具體路徑：一是短期內透過10分鐘等級的低門檻演習擴大參與，二是中長期建立能讓各自治體自主推動的制度環境。這兩者缺一不可。
回到我們自身所處的環境，臺灣與日本同樣面對北韓飛彈威脅與區域緊張局勢。日本花了十年才開始正視這個問題，而我們呢？下次當你在捷運地下街逛街時，不妨抬頭看看避難標示——如果連標示都找不到，或許我們距離真正的「民間防衛」，比想像中還要遠得多。
本文改寫整理自公開新聞來源，原始報導由自由時報發布。
常見問題 FAQ
日本的飛彈避難演習為什麼不具有強制力？
因為《國民保護法》雖然規範了避難計畫與警報發布的義務，但實施演習在法律上被歸類為「努力義務」，沒有罰則也沒有強制性，完全由各自治體自行決定是否辦理。
東京都千代田區的飛彈避難演習狀況有多嚴重？
千代田區是日本首相官邸、國會與中央省廳所在地，但從2016年到2025年間，該區無論是聯合演習還是自主演習，實施次數均為零次，是全國「零演習」中最具象徵意義的案例。
這份數據對臺灣有什麼參考價值？
它凸顯了一個警訊：即便像日本這樣防災意識相對成熟的國家，都會區的飛彈避難整備仍存在嚴重漏洞。臺灣應檢視自身防空避難設施的指定進度與實際演習頻率，並思考是否要讓類似整備停留在「努力義務」的層級。
日本政府2026年3月提出的避難設施基本方針是什麼？
該方針是日本首份確保避難設施的國家級指導文件，主要內容是加速將地下街、地下停車場等既有空間指定為正式避難設施，試圖用現有資源補足都市地區避難空間不足的問題。
田邊揮司良對改善演習困境提出什麼具體建議？
他建議短期內參考海外案例，推動一次約10分鐘、讓廣大民眾都能參與的實踐性演習，並在都市地區清楚標示與宣導避難設施位置，同時取得設施所有者的協助，以降低參與門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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